青道观点：会展政策与后发优势

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达城市没有会展政策？为什么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会议展览政策都集中在我们国家？

说到博弈论，其实也没什么神秘的，它研究的就是竞争、合作相关的问题。从博弈角度看，会议展览政策就是地方政府在市场竞争中创建自身优势的一种手段。大家都知道，会议展览活动能给举办地带来诸多好处，包括提升城市形象、推动产业发展、拉动旅游消费、吸引更多投资等。无奈有价值的会议展览活动数量是有限的，中国这么多城市都想要，怎么办？每一个城市手里的牌都有限，盘算来盘算去，只有“政策”这张牌最好用——效果立竿见影。

那么问题来了，会展政策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会展政策这张牌会永远好使吗？当所有人都出同样的牌的时候，你不出牌肯定赢不了，可出了就一定会赢吗？各个城市的会展政策，说白了就是比谁家的资金多，谁家的力度大。可是水不停地涨，船一个劲儿地升高，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所以，博弈专家说，“囚徒困境”逼着我们出掉手里最好的牌，可“纳什均衡”又告诉我们，当玩家们都出同样好牌的话，那么你因此建立起来的所谓优势，将会重新归零。我有些好奇，当“政策之牌”玩不灵的时候，新一轮竞争优势该如何建立？

很显然，当我们沉溺于“政策游戏”不能自拔的时候，发达国家、发达城市早已达到了会议展览市场竞争与合作的另外一种境界。

实际上，不仅是会议展览业，我国其他很多行业都一样，“政策”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有直接关系。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算是后来者，而后来者想要创建自己的竞争优势，就得打出一些有可能产生奇效的“牌”——“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一句话，“政策”是玩家们创建后发优势的一种有效手段。国内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有先发和后发之别，而后发者想要在竞争中抢占优势，“政策之牌”是必须要出的。会议展览业，当然也无法例外。

关于“政策”与会议展览之间的互动关系，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要设法在“政策”博弈中出妙牌。在“政策”博弈阶段，既然一定要出牌，那就要想办法打出“妙”牌。

各个城市的会议展览政策都不尽相同，主要原因来自背景差异——每家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同，推出会议展览政策的目的及操控这些政策的方式也就不完全一样。综合分析，中国各主要城市的会议展览政策，在目的上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个是展览优先型；二是会议优先型；三是会议展览奖励旅游综合型；四是国际访客优先型等。从操作模式上，又可以分为消费奖励型、重要项目一事一议型等。

地方政府在运用政策手段的时候是有很多受制因素的：一是资金有限，不好面面俱到；二是人手不多，很难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精力；三是财政资金管理规则繁琐，使得会议展览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四是会议展览政策是要不断更新完善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需求都不太一样。

有几个建议：一是不要跟风，因为跟在被人后面，不好打出“妙”牌；二是不要把政策的地位绝对化——它只是你的选项之一；三是把有限的财力、精力用在重要项目上；四是要明确政策激励只是阶段性的，早晚要被别的方式所取代。

二是努力为“后政策博弈时代”建立竞争优势打基础。有人会说，资金支持难道会过时吗？谁不想要更多钱呢？从道理上讲，这话没错，可会议展览市场及其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复杂多变的：一，由于存在资金和精力有限等问题，你根本无法在动态中有效驾驭会议展览市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做到资金利用的最优化；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对于品牌性会议展览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而言，最需要的不一定是有限的资金支持，有些帮助可能更重要。

我没有查到欧美国家在会议展览市场发展初期，是否出现过大规模“挥舞政策大棒”的情况，但综合分析，即便以前有过类似的做法，但其真正发挥的作用一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放眼西方世界，每一个城市在国际会议展览市场上所占有的位置，都是相关方长期博弈的结果，某个节点上采取的措施所起的作用有限。

有趣的是，西方会议展览发展历史表明，会议展览组织者、参与者在与各个城市互动过程中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一个被称为“会议旅游局”（CVB）的机构及其相关的运作模式。西方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哪怕它的块头很小，几乎都有一个类似的机构存在。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它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最能反映会议展览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实际需要。

所以，如果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都一样的话，那么中国城市会议展览“政策博弈时代”之后的走向，一定与“会议旅游局”（CVB）及其运作模式、服务内容有直接关系。到那个时候，大家拼的不再是谁给的钱最多，而是谁提供的服务最系统、最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