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林毅夫：“中国经济崩溃论”站不住脚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里我想分析一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速为什么快，为什么每隔几年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就来一次，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如何？

“后来者优势”助推经济起飞

从一名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表象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增加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后者主要依靠两个机制：一是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每一个劳动者可以生产出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的产品。二是产业升级，新的高附加值产业不断涌现，可以把资源、资本、劳动从附加值低的产业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现在收入水平低，技术和产业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以引进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有可能比发达国家成本更低、风险更小，这在经济学上称为“后来者优势”。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优势，就有可能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

“后来者优势”在工业革命以后就存在，不过，改革开放前中国试图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完整、先进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这为中国的国防安全和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也因此放弃了“后来者优势”来加速经济增长的可能，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改变战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使利用“后来者优势”成为可能。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既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发展飞速，而且是唯一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为何“中国崩溃论”每隔几年就来一次？

1978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后，其他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南亚、非洲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也都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时国际上的主流观点认为那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政府对市场有过多干预，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和腐败盛行。因此应该取消各种政府干预，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也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当时认为必须把这种市场制度以“休克疗法”一次落实到位转型才会成功。

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行的并不是这套理论，中国当时是按照实事求是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原来大型国有企业继续提供保护补贴；对符合比较优势的新的劳动密集产业，放开准入，政府还积极因势利导，形成了计划体制跟市场体制在经济当中并存的现象。

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可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经济并没有崩溃。而那些按照“华盛顿共识”去践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有些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它们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比60年代、70年代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或是进口替代战略时期还要慢，危机发生的频率还高。

中国在转型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同样的问题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都有，且比中国还严重。主要原因是它们忽视了政府干预的目的。第一，计划经济建立起来资本密集的大规模产业，企业自生能力较弱，取消保护补贴就会造成大量失业，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第二，一些与国防安全相关的产业不能让它倒闭，因为没有这些产业就没有国防安全。上世纪90年代，我就国有企业保护补贴的问题与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有过争论，我提出给保护补贴其实不是因为国有，是因为它所在的产业是国家的需要，是国家战略的需要。这些企业有战略性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战略性政策性亏损，有了亏损当然国家该负责，这是给国有补贴的主要原因。私有化以后不能让这些企业倒闭，倒闭以后就跟乌克兰一样，丧失了国防实力。

中国经济不能说没有问题，但能够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是因为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经济稳定且快速增长，资本积累，比较优势改变，原来违反比较优势需要保护补贴的资本密集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为取消原来对国有企业保护补贴创造必要条件。比如装备制造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不管是机床还是工程机械，不给保护补贴活不了，可是今天，中国的工程机械不管是私营的三一重工，还是国营的中联重科、徐工，在国际上均可以跟德国的西门子、美国的卡特彼勒竞争。原来给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给保护补贴就变成锦上添花。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多给我保护补贴当然好，但从国家的角度和全社会的角度来看，给保护补贴就会有寻租腐败，就会有收益分配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然后政府发挥好作用，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外部

中国经济目前下行压力较大，国外很多人认为是中国的体制机制造成的，是回归到所谓的常态经济增长。这一点是有争论的。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一方面要认清中国的增长潜力到底有多大，究竟是否如某些国外学者所言，每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就是3%～3.5%之间；另一方面就要回答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出现过去不曾有过的样子。

要回答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有多大，必须看中国跟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平均差距所代表的“后来者优势”还有多大。一个最好的衡量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差距。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力生产水平，代表技术的平均水平跟产业附加值的平均水平。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新加坡在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韩国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跟美国这些技术产业差距，实现了20年8%～9%的增长。它们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代表中国也有可能。就像一个树木能长多高，是基因决定的。既然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1%，同样利用这个21%所代表的“后来者优势”，那么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有20年8%的增长潜力。为什么说是潜力？这是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供给侧角度来看的发展可能。

那为什么中国从2010年以后经济出现下滑呢？对中国的情况，国内国外有争论。主流看法是各种弊端造成的，比如中国国有企业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太多，效率低，所以经济增长速度慢。另一种看法是中国储蓄率太高，消费不足。第三种看法是说中国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越来越少，造成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都不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因为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它们都在2010年以后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且多是在同一年开始，下滑的幅度都比中国大，但是中国存在的问题它们都没有。比如俄罗斯全部私有化了，巴西、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几乎没有国有企业。这些国家均是储蓄率不高、消费力非常强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也下滑了？这些国家人口普遍没有老龄化，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人口都还年轻，为什么下滑的幅度还比中国大？

我认为，共同的外部性原因和共同的周期性原因造成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外部性原因是发达国家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到现在，经济还未完全复苏。按照常规，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增长速度应该有一两年在5%～6%，美国到现在都没有。多项预测美国今年增长率仅2.5%，明年进一步下滑至2%。欧洲国家从金融危机起至今都在2%上下，没有恢复到3%～3.5%。日本是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至今一直在1%上下。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50%，这50%没有复苏，消费增长缓慢，需求增长迟缓，其结果就是整个国际贸易增长慢。

这种出口减少、投资增长放缓影响的不只是中国，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受此影响，而且像韩国、新加坡等出口较多的发达经济体，同样在这段时间里出现经济增长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都比中国大。所以说造成这段时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靠内需进一步释放经济潜力

至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我认为，到2030年增长潜力应该有8%。这个潜力能够发挥多少，潜力来自供给侧，能实现多少则要看需求侧。需求侧由出口、投资、消费共同决定。

从外部需求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会陷入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期。这些发达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都是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没有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难以恢复到3%-3.5%的常规增长，消费会受到抑制，导致进口减少，压低国际贸易和中国的出口增长。

出口增长慢，经济增长只能靠内需。内需来自两方面，一是投资，一是消费。国内有争论，过去说投资增长不可持续，要改成消费增长。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消费很重要，但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都需要投资，所以问题不是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而是中国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如果有好的投资机会，应该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收入提高了消费自然会增长。

我认为现在中国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中国目前还是中等收入国家，固然有不少过剩的产业，但中国每年进口近2万亿美元高附加值的产品，说明中国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这就是投资的机会。其次是基础设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的基础设施很不错，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是严重不足，像地铁、地下管网，所以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投资机会。第三是环保。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环境污染很严重，环保亟需加大投资。第四是城镇化。中国现在的城镇化大概是60%，离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还存在距离，所以中国的城镇化还在继续，农民进城就需要住房，需要配套公共基础设施，这些都是投资机会。

中国利用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资金，维持一个正常的投资增长率，就会创造就业，实现收入增长，进而实现社会经济增长。因此，我认为到2030年之前，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靠内需实现6%的增长应该问题不大。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姚大伟 摄）

转载自中国贸易报